好书责编谈 国宝莽权：以目为水鉴以心作权衡

　　2024年1月，定西市博物馆举行由国家博物馆仿制的国宝级文物“王莽新朝二权一衡入藏仪式”；同月，定西市安定区举办首届“新莽权衡文艺奖”颁奖晚会；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海报上的标志是秦两诏铜权；除了甘肃定西，山东邹城也出土过新莽铜度量衡器我并非历史学或考古学出身，之所以关注这些，只因有幸参与了陈晓斌老师的纪实文学作品《国宝莽权》的编辑出版工作。这本书呼应了时代要求，2023年11月一经出版便摘得“新莽权衡文艺奖”文学类一等奖桂冠，同时入选2023年“甘版年度好书”。我恬为本书责编，想以此篇记录我与它的邂逅。

　　2021年，我社出版了一本名为《信仰：新安旅行团1938》的书，这本书正出自陈晓斌老师之手，讲述了一个由青少年组成的抗日宣传团体“新安旅行团”在甘肃活动的故事。这本书的简介中写道：“本书为讲述甘肃近现代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品之第一部。”同陈老师交谈得知，他在搜集资料时发现，甘肃近代发生的许多大事都围绕一个地方庄严寺展开。“新安旅行团”的小团员来到甘肃时的驻地便在庄严寺，当时庄严寺作为甘肃教育馆的馆址，馆长名为柴若愚。柴馆长是先进知识分子，积极支持抗日，给“新旅”的小团员讲过自己当上馆长的经历前任馆长因为在任期间疏于管理，导致存放在教育馆的国宝失窃，为给民众一个交代，前任馆长被革职。“草蛇灰线，伏脉千里”，“信仰”之后便是“权衡”，时隔两年的两本书竟然有如此关联！不得不佩服陈老师搜集资料之全面，选题视角之独到，文本布局之老练。

　　在《信仰》中被一笔带过的国宝失窃事，正是《国宝莽权》全书的内容。公元8世纪，西汉末年，王莽以“复古改制”为名，征集当时通晓钟律的学者一百多人，举行了一场大规模考订音律和度量衡标准的运动。现在所说的新莽时期度量衡标准器，正是在这个时候铸造出来的。后世通过史料发现，王莽的改革政策大多激进、不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导致新朝政权昙花一现，但其度量衡制度却在理论和技术上领先世界百年，并为我国以后度量衡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王莽新朝铸造的度量衡标准器现在仍有存世，成为近代在计量学领域深耕的多位学者研究我国度量衡制度的重要实物参考。本书的主角“新莽权衡”即近代甘肃出土的新莽时期衡器标准器。

　　以现在的视角来看，“新莽权衡”作为20世纪60年代甘肃武威出土的“铜奔马”的“老前辈”，同时又是中国古代度量衡学说的实物佐证，地位应当是超然的，但“新莽权衡”可以说是命途多舛。这批文物出土于20世纪20年代，正值甘肃时局严峻，因此这批文物的发现者并未意识到它们的真正价值，从发掘之后就一直放在家中院墙角落，更在后来为了生计把它们当作普通的废铜卖掉。这批文物的价值首先被一些古董商发现，但在他们眼里，此时无所谓国宝，只是能带给他们价值和更多价值的筹码，因此它们遭到不断地转卖，直到被当时甘肃省建设厅厅长杨慕时发现，他收购剩余的莽权部件并捐给甘肃教育馆，这批文物才算是初步落脚。

　　然而好景不长，“国宝莽权”安家甘肃教育馆不过两年，便在1932年的一个雨夜离奇被盗。当时甘肃政府首脑在各个军阀势力的混战下频繁更迭，守护城市的门也是人事调动不断，加之甘肃教育馆布局、人员大换血，权责不明，导致莽权被盗后根本无法追查去向。政府侦缉数月无果，只得处理了教育馆领导和职员了事。

　　转机发生在莽权失窃的第二年，国宝在天津租界一家珠宝行被查获。只差一步，国宝就要被贩往海外！万一如此，或许要相隔数十年甚至百年，我们才能再次看到它的消息。立下大功的，是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的一位普通干事。然而莽权追回，再生波折。因共同的敌人成为的盟友，也会因共同的敌人消失而不再牢靠。莽权被查获，窃犯被抓获，而莽权归属问题，成为甘肃和北平争论的焦点。如果说查获莽权是“武戏”，那么莽权归属的争夺可就是实打实的“文戏”了。争夺的结局是明了的，在网上略微一查即可知，莽权现在分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但这一段陈老师写得极精彩，双方据理力争，数次交锋，是一大看点。

　　以上是这本书的大致脉络。纪实文学就是如此，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来说，他们的结局是既定的，但“历史为骨，艺术为翼”，正是其魅力所在。陈老师正是不断地以真实的历史题材磨炼自己，然后反馈给读者一幅墨香四溢的历史图卷，怎能不说这是一种互相成就？业内常说“编辑是第一个读者”，我常为自己看陈老师的作品，看着看着就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读者开心地阅读起来而感到自己的不专业，但也确实能说明这本书的精彩了。

　　《国宝莽权》的故事精彩，国宝本身也为这本书增添了“压箱底”的价值，值得详叙。前面所说新莽时期度量衡地位超然，原因即在于当时一批学者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度量衡理论。王莽发起的度量衡制度改革，由当时著名经学家、律学家刘歆主持，通过这场运动，刘歆确立了系统的关于钟律和度量衡的理论，这套理论后来被班固收入《汉书律历志》而流传至今。

　　刘歆的度量衡理论中最核心的就是“黄钟累黍说”。《汉书律历志》记载：“度起于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即将固定音高的黄钟律管的长度定为9寸，选用中等大小的黍，横排90粒为黄钟律管之长，100粒黍的长度定为一尺。“黄钟累黍说”摒弃了之前的以或某一特定人造物为基准的传统，第一次将音律作为测量基准，其基本原理与20世纪采用光波波长确定“米”的基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黄钟累黍，因律定则”的理论深刻影响了其后中国历代度量衡制度，一直持续到现代米制传入为止。

　　黄钟律管在长度基准“度”的基础上确定了容积基准“量”。《汉书律历志》引用刘歆的理论，选择1200个大小适中的黍，放在“龠”（最小单位的量器）内，如果能正好将其填平，那么这个“龠”就是“黄钟之龠”。“龠”确定之后，“两龠为一合”，随后“合”“升”“斗”“斛”按照十进制关系依次递进。“律”指黄钟律，黄钟律是古代十二音律中的阳律第一律，古人对此极为重视，认为它是万事之本，象征庄严、高妙、和谐。《周礼》中即以“黄钟大吕”作为祭祀的音律。制作度量衡当然也要以之为本。所谓“律嘉量斛”，就是说这个“斛”是依照黄钟律制定出来的。

　　那么，黄钟律究竟是如何成为量器之本呢？前文《汉书律历志》引文给出了二者的联系：能发出黄钟音调的律管恰好可容纳1200粒黍，而一龠也正好可容纳1200粒黍，所以律管容积就是龠的标准，由龠再到合、升、斗、斛，量器就是这样与黄钟律建立起联系的。非止如此，还要求敲击嘉量时，能发出符合黄钟律音准的声音来。从现代视角来看，以黍为中介物来确定容量标准，这只是一种理想，实际操作难度很大，因为黍的形状大小不同，积黍又有虚实盈亏，这样由1200粒黍所占体积来确定龠的容量，结果并不稳定。至于“声如黄钟”，恐怕想象成分更大。虽然如此，这种设想力图以自然物作为度量衡的参照基准，类似“以公理求定理”，其追求的方向是合乎科学的。

　　确定了“量”之后，“衡”也就定下了。《汉书律历志》说，黄钟之龠恰好能容纳1200粒黍，这1200粒黍的质量就是12铢，24铢为一两，16两为一斤，30斤为一钧，4钧为一石。本书主角、甘肃出土的新莽权衡，其“砝码”铜权，大到一石，小到三斤，即以此为标准。

　　这种将长度“度”、容积“量”以及质量“衡”测定联系在一起，同时迎合当时的礼法要求与哲学观念，确实地帮助了王莽取得政权。刘歆的贡献不止于此，为了增加王莽政权的合法性，他还将西汉及以前的“五德相克”修订为“五德相生”，大体上是如果后一个政权推翻前一个政权，则为君王德行相克；如果后一个政权继承自前一个政权则相生。因其不是本书重点，所以不再赘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搜索相关资料，同样是一个精彩的故事。

　　不论在哪个朝代，确定的度量衡都是政权稳定、百姓安居乐业的基础。刘歆等人以超前的科学思维制定的度量衡理论成为当世和后世度量衡理论发展的基础，是符合历史发展逻辑的。新朝于两汉之交不过短短十数年，但这时确立的度量衡制度及其标准器，的确是这个时代最闪耀的大星。甘肃出土的“新莽权衡”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其价值不言而喻。而讲述它的故事，正是拂去国宝身上历史的尘埃，让它再绽光芒。

　　陈晓斌老师长于纪实文学写作，尤其长于发掘甘肃本土故事。上文提及，这本书与他的前作《信仰》颇有渊源。“新安旅行团”的驻地在庄严寺，彼时的庄严寺是甘肃教育馆的馆址，“新旅”到达兰州是1937年到1938年间的事，而五六年前的1932年，庄严寺，正是国宝“新莽权衡”展出的地方。

　　陈老师给我讲述这段渊源的时候，我发出了一句兰州人经常发出的感叹“兰州真小啊！”可能其他城市也有这种说法，即在这座城市中每一个新认识的人都有可能和你的某个旧识存在联系，放在这里，则是另一种神奇的缘分：围绕庄严寺发生的故事时间跨度颇长，而故事的主人公也只是在空间上共存。彼时甘肃教育馆馆长柴若愚正是继任因莽权失窃被革职的前任馆长张懋东的职位，不知他是否有给“新旅”的小战士详细地讲过这个故事呢？这让我不禁遐想。

　　而这正是陈老师讲故事的特色。他很擅长搜寻资料，并把这些资料整合梳理，使故事逐渐完整、明晰。省图书馆时期的报纸年久变质，纸张泛黄且脆弱，馆员在它们尚好的时候把它们拍成了胶片，要查阅只能用图书馆专用的幻灯片放映机。陈老师说，仅从这些报纸里面找寻和当年莽权相关报道这项工作，他就做了一年多的时间，虽然极辛苦，每每找到一条，就觉得离拼凑出完整的故事更进一步，就会有很大的欣喜和鼓舞，这种欣喜和鼓舞支撑着他做完了这本书的材料部分。在这样扎实的准备工作下，书中的每个角落都不需要进行额外的艺术加工，我读这本书，就像在看一部纪录片，每个时期、每个环节、每个人物、每个故事都无比真实生动。它不需要作者来创造一个推动剧情的主角，剧情推动者永远是那段真实的历史和真实的社会。有人说：“事实往往比小说更加不真实。”我每每在阅读中看到一些在乱世中不染污泥、一心为公的人，完全不认为这是陈老师在他们身上贴上一些“伟光正”的标签，因为历史如此、事实如此。

　　当然，这些赞誉之词多少有些“事后诸葛亮”。我接到书稿之初，被“莽权失窃案”的噱头影响，是把它定位成一本侦探小说的。以侦探小说的角度来看，“莽权失窃案”只在莽权丢失和追回，即案件的开头和结尾有明确的史料佐证，至于案发现场、侦破过程，缺乏资料。我曾一度想以案件本身作为这本书的看点来审读和宣传，后来发现案件并不能支撑起这本书的内容。实际情况是，陈老师以“莽权失窃案”开头，也仅仅是把它作为一个引子，真正有意思且有意义的在于这批国宝，以及围绕国宝反映出的各方势力的角逐。莽权在盛世是统一的象征，生逢流年，它的价值不被重视，便也注定漂泊。整本书没有刻意营造压抑的氛围，但就是这样忠实地将历史讲述出来，就会给人一些沉重之感。而正是在这种基调之下，涌现出的保护文物的人，就像黑夜中的星，光华璀璨。当我正视它纪实文学的身份，我才真正发现，现实中面对历史洪流，个人英雄主义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但总有一些人在翻腾的浪中散发自己的萤光，这些光微弱几不可察但涓滴不绝，那是怎样的时代也掩盖不住的人类最纯洁而高贵的东西。

　　这本书的出版并不是顺风顺水，直到付印前还在易稿。对于作者来说，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孩子，我却不得不“横刀夺爱”，多次向陈老师提出删改意见。陈老师对我极尽宽容，几乎全部采纳。我深知不是我的功力有多深厚、建议有多成熟，只是他的好涵养以及对我这样一个年轻编辑的鼓励罢了。他说：“这本书从写成到出版，也是一个权衡的过程。”多么美妙的话语啊！

　　陈老师在“新莽权衡文艺奖”颁奖晚会上发言说，国宝莽权具有“文明基石、统一象征、公平标准、自信典范”的重要历史意义和深刻文化内涵。甘肃省是自然人文资源宝库，是历史文化资源宝库，从敦煌石窟中的壁画文书，到甘南扎尕那的天境山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以我省丰厚的自然人文、历史文化资源为载体，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